夫國不可以無史，人不可不察乎史，國無史則不能序時日、記事例而運政體；乃若於人不能察乎史則弗可別是非、辨忠奸而正人倫，故《尚書‧召誥》云:「我不可以不監于有夏，亦不可不監于有殷。」即是此理。
迄乎周代，文、武立聖德之業，成、康之際，能承先祖，禮樂大興、政通人和，至於厲、幽之世，戎狄兵燹，鎬京殘敗，平王東遷，王室衰頹，政教不彰，其後，天子名存實亡，諸侯相伐，強凌弱、眾暴寡，聖人見此，欲復先代美德，是以依魯史而作《春秋》。
後世
君子，舊題左丘明，或曰吳起，據此而出《左傳》，懼後世以為其僭乎天子之權，故循春秋筆法，而出五情例：「一曰微而顯，文見於此，而起義在彼。二曰志在晦，约言示制，推以知例，參會不地與謀。三曰婉而成章，曲從義訓，以示大順，諸所諱辟。四曰盡而不汙，直書其事，具文見意。五曰懲惡而勸善，求名而亡欲。」此五者，先賢著書之要法，研考《左傳》者不可不慎察也。
隱公元年，有鄭伯克段于鄢之事，稱鄭伯乃譏其失教，為兄，失教於弟；為君，失教於臣，不聽勸諫，姑息養奸，養癰遺患，以致共叔舉亂叛國。曰克者，言若兩君相抗。而直言段，不曰弟，因段不能恭悌於兄長。微言之若此精妙也，觀此而知鄭伯不親於弟，不納於臣；又知共叔不敬於兄，不忠於君；武姜不衡於理，不平於子。然此事之中，有潁考叔能解君意，託言以勸諫，以其孝心施乎莊公，使其母子相好如初，故君子引《詩‧大雅‧旣醉》以讚之，余以為良臣輔君猶魚得水、虎添翼，前者，莊公雖足以受誹毀，然其後能改過遷善，效穎考叔之純孝，故知莊公亦非昏君之類也。
隱公三年，有周鄭交質之事，然周既為天子國，鄭而為諸侯國，豈有對等交質之理?由此可知，周天子無實甚矣，既已交質，信不由衷，食言毀约，質又何用焉?故君子乃有守信誠心，以恕以禮之言，人君一言九鼎，若兩國皆以禮行諸，而焉用質為?此事旨在教人重然諾、召忠信也。
隱公五年，有隱公如棠觀魚，臧僖伯勸諫之事，觀此而知「國之大事，在祀與戎」，違此，皆非人君應重之事，故臧僖伯曰：「凡物不足以講大事，其材不足以備器用，則君不舉焉。」君者，莫能講明正事以度軌；弗可選材彰物以明物，是為亂政，屢亂政則國敗矣。上應重國政而非黔首小事，明體制，君君，則順於治國，向昔
許行倡
君民並耕，孟軻有非之之論，類此也。公終託巡略邊地而往觀，僖伯知非禮而稱病不從，《春秋》雖以此勸戒君主留心軍國之事，然《尚書‧五子之歌》有云: 「民為邦本，本固而邦寧。」若隱公以關懷民生、振興經濟之心而往觀，則無過失，反之，如徒以嬉戲玩樂之心往觀，則不足可取矣。
至於桓公篡隱公自立，娶于文姜，文姜與齊襄公以兄妹亂倫，旣歸，又背桓公而私通，公終薨于二者之手，《左傳》諱之而晦言，暗責其幽會與弒君，《詩經》亦有〈南山〉、〈載驅〉、等〈猗嗟〉等，以刺之。
桓公薨于齊，莊公立，諸侯相伐之事不減，楚武王僭天子，自號為王，窮兵黷武，終至祿盡，老子曰：「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。」誠如是也，其後楚文王立，楚國由南夷之邦而日漸強盛。
莊公八年，齊襄公受弒而死，齊內亂，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相爭，管仲與鮑叔各輔其一焉，小白立，是為齊桓，其能納鮑叔之議，舉管夷吾於士，又擢以為相，嗟乎，為人得友如鮑叔者，實一生之幸也哉！是以太史公于《史記‧管晏列傳》中言：「天下不多管仲之賢，而多鮑叔能知人也。」所感良多。
莊公十年，有齊師伐魯之事，魯賢人曹劌與莊公論戰，能以大義喻於主上，使其必盡己情而上思利民，對陣之際，一鼔作氣，齊竭魯盈，故齊師敗績，其後追亡逐北，猶下察其轍，恐有伏焉，曹劌雖早生於孫子，然亦知「兵者，詭道也」之理，其善謀且謹慎若此，何患齊師不敗焉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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