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言
老師先前曾要同學們擇李東陽《麓堂詩話》或王世貞《藝苑卮言》，為撰寫札記之書籍對象，本來尚未決定，翻閱《全明詩話》之後，乃決定寫《麓堂詩話》，原因有以下幾點，其一，《藝苑卮言》代表王世貞四十歲以後的詩學主張，所以是階段性代表，無法完全代表王氏之詩學主張，光讀此書可能較不全面，李東陽《麓堂詩話》卻包含其詩學主張之百分之八、九十；其二，是書籍系統體例，《麓堂詩話》系統較為明確，主張甚是清楚，《藝苑卮言》第一卷開頭即引用各家詩學主張合於己者，較為紛雜，後面幾卷又有選詩而截句者，例如把《詩經》三百篇，逐篇拆解，僅選自己滿意者，有些獨斷，故選擇《麓堂詩話》。然內容則數甚多，故僅選較有領會者，至於李東陽評論其他詩人之處，則大多不寫入札記內，主要是針對其核心的詩學主張，分則書寫，採以上原文，下札記體例書寫。
1、詩在六經中別是一教，蓋六藝中之樂也。樂始於詩，終於律，人聲和則樂聲和。又取其聲之和者，以陶寫情性，感發志意，動湯血脈，流通精神，有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覺者。後世詩與樂判而為二，雖有格律，而無音韻，是不過為排偶之文而已。使徒以文而已也，則古之教，何必以詩律為哉？
李東陽認為詩在六經之中可以被獨立出來，開創為另一學門，這點就是從傳統只把《詩經》視作經典，而認為其只能夠教化世人的思維中跳脫出來，而詩不僅是表面的文字修辭或內容涵義，更為重要的是音樂性，所謂「韻文」是與聲音結合而有規律的文學，去年十二月，有機緣能聆聽到戲曲大師曾永義及洪惟助兩位先生的講課，兩位皆強調詩、詞、曲的音樂律動性，更把文詞與聲情兩者的結合關係講得密不可分，李東陽在這則首先強調為詩應本於毛詩序傳統，須同於《尚書‧舜典》：「詩言志，歌永言，聲依永，律合聲」即所謂的「詩之道」，而人除了以詩表述衷情之外，有不能完全詮釋者則可藉以肢體動作來表達。傳統詩歌與音樂緊密相連，後代詩歌逐漸喪失音樂性，詩便只是有規律的文而已，這是李東陽所擔心的，所以才極力提倡詩的「古之教」，故其復古傾向十分明顯。
2、詩貴意，意貴遠不貴近，貴淡不貴濃。濃而近者易識，淡而遠者難知。如杜子美〔鉤簾宿鷺起，丸藥流鶯囀〕，〔不通姓字粗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〕，〔啣泥點涴琴書內，更接飛蟲打著人〕；李太白〔桃花流水杳然去，別有天地非人間〕；王摩詰〔返景入深林，復照青苔上〕，皆淡而愈濃，近而愈遠，可與知者道，難與俗人言。
李東陽認為詩歌內層意涵是必須被重視的，不可只著重於表面的文字修辭或玩弄平仄拗救，詩意又以高遠清淡的高妙風格為貴，若過於貼近實際，或濃烈，則容易被人所掌握，無脫俗之感，而流於平庸，可見其詩學尊盛唐，帶有嚴羽《滄浪詩話》：「羚羊掛角，無跡可求。」那種主妙悟、興趣的影子，故下面選盛唐李、杜及王維之詩為例証，又特別選淡而又濃，近而又遠境界的作品，更把這類詩歸為可以與知音共賞，不可與俗人談論的上乗詩歌。
3、古律詩各有音節，然皆限於字數，求之不難。惟樂府長短句，初無定數，最難調疊。然亦有自然之聲，古所謂聲依永者。謂有長短之節，非徒永也，故隨其長短，皆可以播之律呂，而其太長太短之無節者，則不足以為樂。今泥古詩之成聲，平側短長，句句字字，摹仿而不敢失，非惟格調有限，亦無以發人之情性。若往復諷詠，久而自有所得，得於心而發之乎聲，則雖千變尤化，如珠之走盤，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。如李太白《遠別離》，杜子美《桃竹杖》，皆極其操縱，易嘗按古人聲調？而和順委曲乃如此。固初學所未到，然學而未至乎是，亦未可與言詩也。
這則所討論到的，是把字數體裁整齊的律詩，與長短不一的樂府歌行體作比較，並將長短句的特色提出，律詩在創作上因為有音節及字數的限制所以不難發揮，但是樂府長短句，最初除了要講表面的字數、格律之外，更加著重音樂性，所謂音樂性並不只是口中吟詠，甚至可以像宋代人一般為詞譜曲，傳唱演奏，但詞體若是太長或過短，也難以與音樂結合。然後李東陽認為，作詩不應拘泥古詩格式，更不可字字句句皆以模擬為能事，若一味如此，反而是自我桎梏，不能把內心真實情感表達出來，如果能「得於心而發乎聲」，則雖千變萬化，也不會逾越古人聲調的標準，故舉李白《遠別離》，杜甫《桃竹杖》來說明這個道理。又言明初詩壇想學盛唐韻調而所有不及，也無法達到那種高華的境界，所以最後才說「未可以與言詩」，因為只有極少人能達到此項標準，亦難以明確的知道如何才能夠達到這個標準。
4、詩必有具眼，亦必有具耳。眼主格，耳主聲。聞琴斷，知為第幾弦，此具耳也；月下隔窗辨五色線，此具眼也。
詩必定有所謂的眼，也就是構成詩的表面修辭；也必定有耳，也即為組成詩的音調韻律。修辭以規矩法度為上；音律更要有響度聲情，所以通曉音律者，聽聞琴弦斷，便知斷者為第幾弦，如此玄妙之事，也不無可能，古時有周郎顧曲之說，雖未達如此精微之境界，也算是接近了，能在月下隔窗辨別五色絲線，就如同作詩時，能精準而有法則的運用文字修辭，以上所言兩點，皆是李東陽所認為作詩者想創作出上乘作品不得不仔細慎察的關鍵。
5、唐人不言詩法，詩法多出宋，而宋人於詩無所得。所謂法者，不過一字一句，對偶雕琢之工，而天真興致，則未可與道。其高者失之捕風捉影，而卑者坐於黏皮帶骨，至於江西詩派極矣。惟嚴滄浪所論超離塵俗，真若有所自得，反覆譬說，未嘗有失。顧其所自為作，徒得唐人體面，而亦少超拔警策之處。予嘗謂識得十分，只做得八九分，其一二分乃拘於才力，其滄浪之謂乎？若是者往往而然。然未有識分數少而作分數多者，故識先而力後。
此則講述唐、宋作者在創作詩歌時的迥異，唐人不言詩法，是因為唐代詩歌雖興盛，卻還未未發展完全，所以屬於一個開創與多樣化的時代，可做發揮的題材多，能夠拓展的技巧廣，各家皆有所特色，自然不會走偏門，徒然講求詩歌的創作方法及形式規矩，宋人為詩多講求雕琢，反而把詩歌的天真情感與高遠清淡忽略，尤其是自黃庭堅江西詩派出現之後，詩壇蔚為風尚，學詩未有不學該派者，而該派所發揚的，並非杜詩的內在精神，而只偏重在杜詩的外在形式，用拗字拗句，用險韻怪律，模擬詩意，剽竊詩格，沒有新意，而有走火入魔之嫌，故有「宋人於詩無所得」之言。其次，明確的把尊唐傾向提出，極為推崇嚴羽《滄浪詩話》的脫離塵俗、有所自得，可是其卻惋惜嚴羽不是一個理論於實際兼顧的人，講得容易，做起來卻無法達到自己的要求，只能學到唐人表象，卻沒有超拔高華之氣，只得八、九分，而把那一、二分歸諸於創作才力之不足，可見李東陽對於詩歌創作是將才置於學上，但其還是認為，能不能實際創作的出來是一回事，創作者必須先認識並效法盛唐詩之高妙道理。
6、宋詩深，卻去唐遠；元詩淺，去唐卻近。
元人之所以尊唐不重宋，是因為蒙古人與宋人的價值觀不同，元代與唐代皆是中國強盛時代，貿易繁盛，唐代與各國交流，商業社會發達；元代打開海上與陸上絲路，物質文化發展，在經濟資本底下，創作風氣勢必轉移，不再注重宋詩的理趣與纖細，所以元詩雖淺易但韻調與風格卻離唐近，宋詩所著重的說理及議論，看似深，卻沒有唐詩的高華與情趣存在，故離之遠，明初文人歷經改朝換代，必定無法完全脫離元朝習氣，詩歌風格與理念上有所延續，元人尊崇楊士宏編選的《唐音》，故《唐音》必對明人有所影響，李東陽在此提出此論點，便是想要學習唐詩之精隨，希望藉由學習盛世下的產物，而再度創造盛世。
7、詩與文不同體，昔人謂杜子美以詩為文，韓退之以文為詩，固未然。然其所得所就，亦各有偏長獨到之處。近見名家大手以文章自命者，至其為詩，則毫釐千里，終其身而不悟。然則詩果易言哉？
此則強調詩歌和文章本是兩體，本質上是不同的，古人言杜詩以詩為文是因為杜甫詩歌較多題材是社會寫實的，又有許多數是敘事講史的，故詩歌內容多以賦體白描手法寫作，好似用詩來創作文章，韓愈好用奇字、險韻、怪句，故作品像是押韻的文，但李東陽認為這只是詩人在創作手法上有偏長獨到之特色，在本質上它還是詩，不可把詩和文混為同體。其次，提到當世名家只能專注於文章創作，窮其一生，皆不能把詩創作的和文一樣好，所以正如前面所言，詩別是一家，難學，亦難與他人言其中之奧妙。
8、詩有三義，賦止居一，而比興居其二。所謂比與興者，皆託物寓情而為之者也。蓋正言直述，則易於窮盡，而難於感發。惟有所寓託，形容摹寫，反覆諷詠，以俟人之自得，言有盡而意無窮，則神爽飛動，手舞足蹈而不自覺，此詩之所以貴情思而輕事實也。
由此則明顯看出李東陽詩學理論還是大部份本乎《詩經》，取六義中之三義創作方法來談詩歌創作，但又特別側重三者中的比興，這又與其尊盛唐，提倡詩要重比興，且託物寓情成分要高的詩學主張相結合，其認為平舖直言必定有所窮盡，而難以把內心真實情感完整闡發出來，唯有託物譬喻，使人聯想，可以達到「言有盡而意無窮。」之境界，故詩歌貴意而不貴近。
9、文章固關氣運，亦繫於習尚。周召二南、王豳曹衛諸風，商周魯三頌，皆北方之詩，漢魏西晉亦然。唐之盛時稱作家在選列者，大抵多秦晉之人也。蓋周以詩教民，而唐以詩取士，畿甸之地，王化所先，文軌車書所聚，雖欲其不能，不可得也。荊楚之音，聖人不錄，實以要荒之故。六朝所制，則出於偏安僭據之域，君子固有譏焉，然則東南之以文著者，亦鮮矣。本朝定都北方，乃為一統之盛，歷百有餘年之久，然文章多出東南，能詩之士，莫吳越若者。而西北顧鮮其人，何哉？無亦科目不以取，郡縣不以薦之故歟？
明人誤以為文章與氣運及習尚有關，故學詩便學盛唐的韻和調，以為藉由學習盛世，自己所處之時代也可以如同盛世，李東陽如此，前後七子更是如此，都具有復古傾向。後面又提出了文學與地理環境的關係，早期自周以來，至漢魏西晉，又到盛唐，著名作家以北方地域為代表，也就是所謂的中原文學或王化之音，而南方文學總被認為是蠻荒、不進步，著名的作品與作者也少，然而明朝雖定都北方，著名作者文人多出於東南與吳越，西北卻少有此類人才，這打破李東陽以往所接受到的傳統既有想法，於是其自做解釋，認為是郡縣不加以推薦，故埋沒人才，其實不然，其未考慮到此現象正代表文學受經濟影響而逐漸南移，又北方文人因政權改變或戰亂逃難於南方，北方與南方文學作出融合，而產生出更加完美的文學作品，文學受政治及經濟之影響可謂大矣，文學核心由北而南也是必然趨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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